上午9点半开庭前，等待旁听的人已经从三楼法庭入口排到一楼大厅。多名到场旁听者告诉南风窗，与5月18日的庭审一样，现场大多是华人面孔，其中女性占多数；有人从法兰克福、苏黎世等地赶来。法庭只允许30人入内。没能进入的人留在楼梯间等候，或在中途休庭时向走出法庭的人打听庭审内容。 邵之霆是Telegram群组“德国老司机驾校”（以下简称Telegram 8人组）的核心成员之一。该群组共有8名成员，除一人外均为中国男性。他们被指在群组中交流下药、性侵和获取麻醉药物的方法，分享作案经验，并传播受害女性的影像资料。 群组成员还使用一套特定黑话：“司机”（施害男性）、“车”（受害女性）、“开车”（实施性侵）、“加油”（下药）、“死猪”（无意识女性）、“半死猪”（半无意识女性） 等。 邵之霆案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是他的医学背景。邵之霆今年29岁，本科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获硕士学位，后赴柏林夏里特医学院读博。 检方指控，他曾在Telegram 8人组中为其他成员提供药物使用建议，涉及药物选择、剂量和混合使用方式；他还被指在2019年至2021年间，多次对一名与其存在亲密关系的女性实施下药性侵，并拍摄影像。 加拿大心理学家、性犯罪再犯风险评估专家R. Karl Hanson告诉南风窗，这类案件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通过网络聚集、互相鼓励、交换经验，并试图隐藏犯罪痕迹。药物带来的濒死风险，也显示出他们对女性身体和生命安全的漠视。在他看来，异常性兴趣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犯罪；区别在于，一个人是否仍把伤害他人视为错误，是否拥有“阻止自己行动的价值观和自我控制”。 在欧洲人眼中，德国案常被拿来与法国Pelicot案类比。Pelicot案中，Dominique Pelicot 长期给妻子Gisèle Pelicot下药，并通过网络招募其他男性，在她失去意识时强奸她。这个案件震动法国，不只是因为犯罪发生在婚姻内部，也因为参与者中许多人并非公众想象中的“罪犯”，而是生活中看似普通的男性。 德国案揭开的，也是相似的恐惧：很多受害者并不是在陌生场景中遇到危险。她们认识那些男人，是伴侣、邻居、同事、朋友，或者至少是在正常的社交场景中接触到他们。 但正是这些看似正常的关系和身份，使暴力更难被识别，也让伤害更深。长期研究药物促成性侵害及创伤记忆的临床心理学家Laurie Fields告诉南风窗，这类下药性侵的伤害不只在于身体侵犯，也在于药物造成的记忆缺失。许多受害者事后无法完整讲述发生了什么，只能被困在那段失去的时间里，反复想象“最糟糕的情况”。 最早被逮捕的张大鹏，同时也是“Telegram 8人群组”的管理员，在德国生活多年。公开资料显示，他2002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2005年赴德留学，后在图宾根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辅修工商管理。被捕前，他任职于跑车生产商路特斯。 2024年1月后，张大鹏开始通过小红书、微信等平台联系在法兰克福及周边地区出租房间或公寓的女性。他在网上假扮女性，用中文里女性朋友之间常用的称呼和语气与对方交流；到看房现场时，又乔装成替“女性租客”看房的朋友。 这些女性之前并不认识张大鹏。有人醒来后察觉身体异常，选择报警并配合取证，警方由此逐渐识别出相似的作案模式。2024年9月，德国黑森州警方通过中文平台发布警情通告，提醒华人女性注意类似风险。同年11月14日，张大鹏在一处超市停车场被捕。 根据法兰克福地方法院提供的匿名判决书和相关报道，在这些租房案件之前，张大鹏已经对周边社交圈中的女性下手。最早的受害者包括朋友、邻居和同事。因为他的隐蔽手段，她们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遭遇了犯罪。不少女性是在警方联系后，才知道自己曾在失去意识时遭到性侵。 2024年1月初，他以这种方式制服第一名受害者。他用浸有麻醉剂的布捂住对方口鼻，使其失去意识后实施强奸。接下来的8个月里，他多次重复这一方式，并将犯罪过程拍摄下来，上传给群组。最后一名受害者醒来后，还发现他留下了事后避孕药和手写威胁信，称如果她不配合，就公开相关视频。 受害者几乎都是华人女性，分布在法兰克福、曼海姆、纽伦堡、柏林、慕尼黑、哥廷根和荷兰。到目前为止，并非所有受害者都已被识别。 张大鹏被捕后，警方在他的设备里寻找到了更多犯罪证据。相关报道显示，警方在其住处查获多块硬盘，内含176755个视频和图片文件，其中部分涉及严重儿童性虐待内容。 匿名判决书显示，2020年前后，张大鹏通过色情网站进入Telegram聊天群。此后，他加入25个类似群组，与来自不同国家的男性交流下药、性侵和获取麻醉药物的方法；其中一个群组成员超过两千人。他还管理一个32人的小群，用于联系麻醉药物买家。 根据法兰克福检方提供的信息，张大鹏涉嫌在2020年1月至2024年11月间实施了22起犯罪事实。其中8起案件中，他被指向女性投放多种处方安眠药，使其失去反抗能力后实施强奸；另有4起案件中，他被指以看房为由接近受害者，假扮租房意向人，随后制服、麻醉并强奸对方。检方称，所有相关行为都被他拍摄为照片或视频。 此外，检方还指控，他长期参与这一犯罪网络，与他人交流麻醉受害者的方法、作案经验和获取药物的建议，并在多起案件中向其他聊天成员出售镇静药物，而这些药物被用于实施同类犯罪。 约三周后，群组另一名成员蒋中懿在慕尼黑住处被捕。公开报道显示，警方破门时，一名女性被麻醉后正躺在他身边。蒋中懿今年28岁，曾就读于慕尼黑工业大学。在他手机上，警方同样发现了多个相似群组，其中一个拥有超过4500名成员。 这些网络群组的存在指向了一个更大的犯罪世界。《财新》此前报道了此类案件背后更庞大的跨国迷奸产业链。买家通过Telegram、色情网站广告等渠道联系境外卖家，以虚拟货币或线上支付交易；药品从日本、马来西亚、德国、比利时、柬埔寨等地发出，被伪装成护发素、保健品、洗脚药水，或夹藏在信封、废旧？仄髦锌缇臣牡荨 根据法兰克福检方提供的信息，在8起强奸案件里，张大鹏明知药物剂量过大将使受害者陷入具体生命危险，可能导致其死亡，仍然接受这种潜在的结果发生。 匿名判决书还显示，他曾在部分情况下将昏迷中的女性留在其住所后离开。这意味着，如果受害者在无人看护的状态下出现呼吸问题或其他危险，他也不会及时发现。 这一判决依据，同样出现在慕尼黑蒋中懿案中。在一审判决中，法院认定其构成两项谋杀未遂。有报道显示他曾两次将昏迷的受害者单独留在公寓内。 根据慕尼黑第一法院提供的匿名化起诉书，检方指控，蒋中懿曾多次混合使用镇静、催眠和吸入麻醉类药物，在受害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麻醉至失去反应，甚至长时间处于深度无意识状态。起诉书称，这种用药方式已不只是让人“睡着”，而是可能压制咳嗽、吞咽、呕吐等保护性反射，一旦呕吐物或胃内容物进入气道，便可能造成窒息和肺功能衰竭，危及生命。 出庭作证的麻醉科专家认为，受害者当时已达到可进行无痛手术的麻醉深度；如果受害者出现轻微抽搐，蒋中懿还会继续加量。 一则视频显示，蒋中懿摇晃受害者时，对方已没有反应。有时还能听到叹息、喘息般的呼吸声。专家解释，这可能意味着舌头后坠，呼吸道被堵住。法官在庭上说，受害者之所以没有死亡，“仅仅出于偶然”。 法院认为，蒋中懿并非不知道药物风险。相关报道提到，他曾在视频中反复查看受害者是否仍有呼吸；法庭还提到，他曾在Telegram群中看到一篇关于女性服用类似镇静药物后死亡的中文报道。庭上，蒋中懿否认自己有杀人故意，称“我喜欢被害人，我不想杀她。”但法院最终没有采纳这一说法。 在这一案件中，暴力的程度已经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在3月中旬的慕尼黑庭审中，一名刑事警察报告称，他在蒋中懿的iPad中发现850多张含有色情和强奸内容的照片、视频。报道称，这名从警多年的调查人员在庭上表示，自己过去9年都没有看过这样的视频，看到后“立刻感到恶心”。 R. Karl Hanson对南风窗表示，使用镇静剂或麻醉剂造成濒死风险，至少显示出行为人对受害者生命安全的漠视。至于这是源于对濒死状态的吸引，还是单纯的“不在乎”，他认为无法远距离判断；但无论哪一种，都意味着受害者的生死并不在他们的顾虑之中。 药物的使用，也使正在审理的邵之霆案中受到格外关注。柏林法院公开周计划显示，他的指控罪名包括性侵犯、持有儿童色情内容、协助特别严重强奸及危险身体伤害。 据5月20日多位到庭旁听者回忆，当天庭审中，群组药物清单、聊天记录、私人邮件往来和视频文件成为讨论重点；庭上还曾围绕药物作用时间、半衰期和混合使用风险展开讨论。半衰期是药物在体内浓度降低一半所需的时间，关系到药效持续多久、受害者失去意识的时间，以及多种药物叠加后的风险。 张大鹏记录在案的第一起犯罪，发生在2021年1月。受害者是曾与他有过亲密关系的女性。他多次将麻醉药混入对方饮品，在其失去意识后实施强奸。 类似情形也出现在周同和蒋中懿案中。周同案中，有受害者是在网上认识他的女性，双方曾合意发生性交，但他随后仍在晚餐时下药并实施强奸。蒋中懿案中，慕尼黑第一法院的匿名起诉书显示，2024年2月至12月，他至少7次迷奸当时与其有亲密关系的女性。 Hanson向南风窗表示，这可能指向一种异常性兴趣。持续下药并不只是为了减少反抗，也可能说明行为人真正偏好的，是受害者被麻醉后安静、无意识、任其摆布的状态。 蒋中懿案的匿名起诉书中，也出现了相近的表述。检方指控，蒋中懿的性兴奋与一种想象有关：女性完全受其支配，在无意识或无法反抗的状态下承受性行为。 Hanson将这种偏好与“Sleeping Beauty（睡美人）”联系起来。在一些事先协商的性幻想或角色扮演中，确实存在围绕“睡美人”状态的安排；但在这些案件里，受害者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没有同意被下药或在无意识状态下被侵犯。因此，所谓“睡美人”在这里不是幻想角色，而是一个被剥夺意识和选择的人。 这个细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说明，问题并不只是他们能否获得性关系。Hanson认为，更危险的，是异常性兴趣与支持伤害他人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行为人不再把女性看作需要被尊重和善待的人，而是看作可以为自己的快感所利用的对象。 但Hanson也补充道，异常性兴趣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犯罪。他告诉南风窗，有人可能拥有偏离常规的性兴趣，但仍然知道伤害他人是错的，因此不会行动。真正区分作案者和未作案者的，不只是兴趣本身，而是“价值观和自我控制”：他们是否把对方看作会受伤害的人，是否能够在行动前停下来。 此外，Hanson也提醒，这类群组的危险，不只在于成员拥有类似兴趣，也在于它们可能提供一种支持犯罪的环境。他在采访中提到，一些性犯罪者会在小群体中获得认同，甚至因为实施非自愿性行为而得到夸奖、提高地位。在Telegram 8人组中，影像分享、经验交流和彼此回应，都可能使伤害被重新包装成一种可以炫耀的“成果”。 而这样的群体机制，又被张大鹏等施害者体面的社会身份遮蔽。Hanson提到，西方一些经典案例中的性犯罪者也可能是神职人员、教师等处在高度社会信任位置的人。他们看起来正常，甚至拥有道德权威或专业身份。也正因如此，当异常性兴趣与物化他人的价值观、隐藏和实施犯罪的能力结合在一起，犯罪往往更隐蔽，也更难被外界识别。 目前，“Telegram 8人组”中，已有5人被起诉，3人的案件结束一审，1人自杀身亡。三名已判刑者中，张大鹏刑期最重，被判14年有期徒刑，并在刑满后接受保安监禁；蒋中懿被判11年3个月有期徒刑，并被裁定保留适用保安监禁的可能；周同则被柏林州法院青少年审判庭判处5年9个月有期徒刑。 不过，张大鹏已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案件尚未提交二审法院，因此该判决尚未最终生效。蒋中懿一审后未上诉，周同的上诉已被驳回，两人的一审判决已生效。 英国邹振豪案中，他因在英国和中国给多名女性下药并实施强奸、拍摄和保存相关影像，被判终身监禁，最低服刑24年。当德国案线索延伸到美国后，洛杉矶县检方也已起诉”telegram八人组“核心成员之一的中国籍博士生翁偲哲，指控其在2021年至2025年间给多名女性下药并实施性侵；若全部罪名成立，他将面临25年至终身监禁，外加56年加州州立监狱刑期，并须终身登记为性犯罪者。 但柏林自由大学刑法与犯罪学教授Kirstin Drenkhahn告诉南风窗，德国刑法的计算方式不同。如果不是终身刑，有期徒刑通常以15年为上限；即便同一名被告涉及多起犯罪，刑期也不会像一些司法体系那样逐案简单累加。在没有造成死亡的案件中，11年、14年在德国已经属于很重的刑期。 这背后也有不同的刑罚观。Drenkhahn解释，德国司法体系的基本立场是，人原则上“有改变的可能”。刑罚回应的是已经发生的罪责，而不是把一个人永久排除在社会之外。 但如果法院认为一个人在刑满后仍可能对社会构成高度危险，可以适用保安监禁。Drenkhahn提醒，保安监禁并不是刑罚，而是德国刑法中针对未来危险性的安全处分：一个人在服完有期徒刑后，如果仍被认为具有高度再犯风险，可能继续被安置和监管。 此外，她还提到，如果一个年轻被告在较早阶段就已于短时间内实施多起严重人身犯罪，法院和专家反而需要更谨慎地评估其未来再犯风险，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很强的“犯罪能量”。 这种围绕年轻和刑期的争议，在周同案中表现得最明显。周同今年27岁，是目前已判刑成员中年龄较小的一人，刑期也最低。2025年8月，柏林州法院青少年审判庭以侵犯个人隐私及人格权、严重强奸、危险身体伤害等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9个月。这一判决，在德国当地也引发了诸多讨论。 柏林第一地区法院提供的匿名化书面判决显示，法院将周同的全面认罪列为显著从轻因素，认为这使受害女性免于再次出庭陈述涉及性领域的经历。但判决书同时列出多项从重因素，备受关注的一条是相关聊天记录显示出一种对“蔑视女性人格和尊严的心理”。 大众对于这一系列案件的判决持争议态度，并不意外。对很多人来说，刑期争议并不只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也关乎两个更直观的判断：这样的惩罚是否足以回应受害者遭受的伤害；这些人出狱后，是否真的会停止伤害他人。 Hanson对南风窗表示，在他长期接触性犯罪者的过程中，他见过各种表态：有人否认，有人承认部分事实，也有人表现出悔意；但这些表态并不一定说明真实态度。犯罪者知道外界期待他们如何表达，也知道哪些说法不会被接受。他还曾接触过一些并不否认犯罪的性犯罪者，对方甚至会描述如何享受伤害受害者。 因此，施害者被识别、追诉和定罪非常重要。Hanson同时提醒，刑期长短与性犯罪者是否再犯之间没有简单对应关系；真正关键的，是司法系统能否及时发现并阻断犯罪。 此外，从受害者角度看，刑罚本身也有局限性。在Drenkhahn看来，刑期再长，对受害者的修复都很有限。真正重要的，是她们能否在司法程序中被保护，并在审判之后得到持续支持。 Drenkhahn提到，根据德国刑事程序中，受害者可以拥有自己的律师，也可以获得庭审中的心理社会支持；在必要情况下，她们可以不与被告同处一室作证，或通过法官录制的询问视频进入庭审。审判之外，心理治疗、精神科治疗和支持小组也是支持受害者的一部分。 但她也表示，对外国受害者来说，理解并接纳德国的支持系统并不容易。语言、对资源的陌生感，以及性暴力带来的羞耻感，都可能让求助变得更困难。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精神医学系荣休教授、临床心理学家Laurie Fields长期研究药物促成的性侵害及其对创伤记忆的影响。她告诉南风窗，药物促成的性侵害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性暴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创伤记忆受损”。 在一般性侵案件中，受害者也可能因为恐惧、解离或极度压力出现记忆断裂。但Fields表示，被下药的幸存者往往会面临更严重的创伤记忆受损。许多药物本身具有强烈的致遗忘作用，而施害者选择这些药物，也正是因为它们能够造成这种效果。 Fields的研究发现，如果只用标准化PTSD评估来看，缺乏创伤记忆的幸存者在最初可能显示出相对较少的PTSD症状。但她更细致的质性研究显示，记忆缺失本身也会成为伤害的一部分。 Fields告诉南风窗，当幸存者无法记起侵害过程时，她们常常会被那段空白困。耗鞘狈⑸耸裁？施害者对自己做了什么？自己有没有做什么？她们可能反复想象“最糟糕的情况”，而这些想象也可能不断侵入日常生活。 她还特别指出，现有的创伤和PTSD评估，未必能充分看见这类痛苦；许多以处理创伤叙述为基础的治疗，在幸存者没有可供处理的创伤记忆时，可能并不适用；它们也可能忽视记忆缺失本身带来的困扰。 Fields在谈及药物促成性侵害幸存者的一般创伤反应时提到，当幸存者后来接触到视频、庭审材料等与创伤相关的内容时，创伤反应可能被重新触发。对一些创伤记忆受损的幸存者来说，后来从他人那里得知自己遭遇了什么，或是记忆片段浮现时，她们可能感觉侵害仿佛正在当下重新发生，并出现强烈的困惑、焦虑、恐慌、麻木、解离，或身体上的高度警觉。 对侵害过程缺乏记忆，也会让求助和恢复变得更难。Fields说，当幸存者无法提供清晰、连贯的叙述时，她们的经历更容易受到伴侣、家人、警方甚至专业人员的怀疑。对药物促成的性侵害幸存者来说，难以讲清发生了什么，并不意味着伤害不存在；恰恰是下药本身，夺走了她们讲述这段经历所需要的记忆。 如果施害者是熟人，伤害还会多一层背叛。Fields表示，药物促成的性侵害本身就包含预谋和欺骗；当施害者又是伴侣、朋友、邻居，或是在普通社交场合认识的人时，幸存者承受的是“双重背叛”。她们不仅要面对被性侵，也要面对自己曾经认为值得信任的人对自己下药、欺骗和伤害。 这种背叛会进一步动摇幸存者对自己的信任。Fields提到，当伤害来自认识的人，或来自普通社交场合中认识的人，幸存者可能会怀疑自己判断他人是否安全的能力、是否值得信任的能力，也更难再相信别人。她们可能变得高度警觉，回避社交活动和公共空间，甚至不敢回到原本让自己感到舒适的关系和日常场景中。 而在一些案件中，药物带来的危险并不止于失忆和无法保护自己。Fields说，如果幸存者后来得知，对方使用的药物种类或剂量曾经危及生命，创伤反应可能进一步加重。她表示，在这类情境中，“药物就是武器”。这意味着，幸存者意识到自己遭遇的不只是性侵，也可能是一场针对生命安全的攻击。这会进一步放大她们对身体完整性、周围环境和人际关系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 在治疗和支持层面，Fields认为，一个重要前提是让药物促成性侵害的幸存者知道：恢复并不以想起全部细节为条件。她表示，“不需要回忆起侵害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也可以充分恢复”。 她的研究显示，在综合治疗中，为幸存者提供与这类创伤相关的专门信息，是恢复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理解药物如何影响记忆、身体和反应，本身就可能帮助幸存者重新获得控制感。Fields将其称为“知识就是力量”。这也是她专门为药物促成性侵害开发的整合式治疗方法中的一个关键部分。 在她看来，回应这类暴力，不能只停留在看见伤害本身，也要发展能够处理药物促成性侵害特殊困境的治疗方式，并把目光转向预防。 也正因此，这类案件需要被报道、被讨论，因为沉默会让类似暴力继续隐身。但被看见的不应是受害者的身份和私密细节，而应是这种暴力为何长期存在，如何在群体沉默和系统失灵中被放大，以及法院点出的那种对女性人格与尊严的蔑视，究竟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