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潮玩市场“爆款”IP，LABUBU当之无愧名列前茅。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咧嘴露齿笑的“丑萌”小怪兽形象活跃在各大舆论。土Ｄ谕庖恢诿餍且卜追谆怼耙吧匀恕，进一步将这个潮玩IP的热度推向全球。 然而，《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LABUBU系列火爆后出现了大量“黄牛”炒价的身影——浙江杭州西溪天街店开业即关停，500人长队中，“黄牛”使用外挂软件批量预约，雇人“端盒”扫货，普通消费者只能“望洋兴叹”；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原价99元的LABUBU挂饰一度被炒至2600元；还有“黄牛”6人团队在LABUBU爆火首周净赚37万元，原价594元的整盒盲盒转手卖2100元，99元隐藏款挂饰最高以7800元成交。 线下哄抢扫货、线上“科技”抢货，转而以原价数倍甚至数十倍价格倒卖。“黄牛”赚得盆满钵满，普通消费者的权益该如何保障？如此“提货”该如何治理？记者近日对此展开了调查。 不久前，LABUBU新品系列线上发售，北京女孩辛女士紧盯着发布时间，提前做好加购准备，可一到点进入页面，货瞬间没了，付款界面卡顿退出。可转眼在社交平台、二手交易平台上，就出现这些新品的高价转卖信息。99元一个的挂坠最高时候被炒到上千元。 北京市民张女士则是在现场见证了“黄牛”的疯狂。近日，泡泡玛特在北京东城某商场开了主题快闪店，张女士成功预约后，于当天商场10点开门前赶到现。⑾忠丫牌鹆顺ざ，队伍里有不少“全副武装”的大哥，自带小马扎，拎着大购物袋，不断交流着“端几箱”“进去直奔搪胶系列”。10点一到，店员依次让购买者排队进入，排在前面的几名男子又开始不停招揽新来的“自己人”挤进队伍前列，有名男子直接问正在排队的张女士“要买什么，一会儿从我这买，排到你肯定没货了”。 排在前排的几名男子很快从店里出来，他们携带的几个大购物袋被塞得满满当当，甚至直接现场做起了生意。原价69元的盲盒卖200多元，捏捏系列只能花500多元整箱购买。因为一个ID账号只能入场一次，不少“黄牛”买完后，还向排在队伍前列的其他人抛出“橄榄枝”，让其入场后帮着买盲盒，出来后提供报酬。 记者调查发现，为了“抢占”更多盲盒，在线下，“黄牛”多人轮班蹲守，霸占自动售货机或即将上新的门店，一上货就拿走；在线上，黄牛使用抢单软件、刷单软件等，新品上线3秒就能清空，普通消费者根本没有机会买到。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检索“抢货神器”等关键词后跳出大量此类商品，如“泡泡玛特小程序自动抢补货，基本无延迟，抢到就是赚到”“泡泡玛特正版自动点击器”等。这些所谓的“脚本”价格在10元到50元不等。软件卖家还提供从软件下载到系统安装，再到抢货实操的教程。 记者在一名卖家发来的演示视频中看到，打开“脚本”后，抢购界面连点器以肉眼无法捕捉的速度不断刷新、抢到货后秒付款。“(别人)都用这个，你自己抢怎么可能抢得到？”该卖家说。 6月18日，泡泡玛特官方在线上渠道大量补货LABUBU 3.0“前方高能”等盲盒系列，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抢到的预售订单，直呼“终于能原价买到了”。随着官方补货，二手交易市场的“天价”LABUBU有所回落，但仍溢价不少。例如，99元一个的“怪味便利店”系列耳机包，在二手交易平台的价格仍被炒至400多元。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官方补货信息也成了“黄牛”的赚钱方式。在社交平台上，不少账号会在“补货预告”文案或置顶评论区内提示“加群获取内部信息”。记者进群后，群内发来消息提示要进一步“付费进入内部群，获得一手信源”。记者点击群主提供的链接，跳转到商品下单界面，要花18.8元购买“突袭补货通知入群资格”，称“都是内部消息”。 据悉，品牌方已采取措施遏制“黄牛”，如线上小程序执行限购两盒，部分门店试点“人脸识别+手机绑定”双重验证等，但部分门店工作人员反映效果并不理想。 此外，辛女士等多名受访者称看到有工作人员帮后来者插队留盲盒，质疑“黄牛”与盲盒公司内部人员有勾连，甚至有门店在纵容“黄牛”炒价行为。 记者梳理发现，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禁止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品牌方应采取措施防止恶意炒作，包括设置购买限制、记录用户购买行为、避免炒作稀缺性等。 对此，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丽红认为，经营者应当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公平交易义务，应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消费者都能公平购买，若品牌方默许或变相纵容“黄牛”炒作，甚至通过“饥饿营销”等方式制造商品稀缺性，诱导市场炒作和非理性消费，可能涉嫌纵容或协同不正当市场行为，构成扰乱市场秩序罪。此外，品牌方还应积极行使商标权，打击仿冒品以保护消费者利益。 受访专家认为，盲盒“黄牛”通过霸占自动售货机，利用外挂程序、人机协同等手段，大量抢购热门产品，再加价转售的行为，不仅严重扰乱市场交易秩序，也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与选择权，具有明显的社会：π，应与热门演出、展览、景区、医院等领域的“黄牛”同样受到依法打击与治理。 法律规定滞后。传统法律意义上的“黄牛”一般是指倒卖有价票证的人，而对于随着社会发展出现的“倒卖”新形态，是否应当予以规制、如何予以规制，均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现阶段，对于部分“黄牛”通过合法渠道批量购买后加价转售的行为，通常只能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规制； 技术手段升级，品牌方或平台难以遏制。部分“黄牛”采用“分布式操作”策略，如使用多人团队远程操控大量设备、模拟人机操作、动态更换IP地址等，导致平台难以通过封号、限购等措施有效遏制； 刑事打击存在门槛。虽然“黄牛”使用外挂程序抢购可能涉嫌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若达到一定数额还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但在实践中，由于单个订单金额小、行为分散等原因，难以达到刑事立案门槛，打击效果有限。 因此，他建议，进一步完善立法体系，并加大执法力度。相关部门推进专项立法，明确禁止外挂抢购、人机协同、线下霸机囤货等具体行为，让执法做到有法可依。同时将情节严重的盲盒“黄牛”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的情形之一，纳入刑法打击范围。加大监管与处罚力度，对恶意哄抬价格的“黄牛”群体，以及未尽监管义务、放任炒价的销售平台或品牌方依法予以追责。构建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由公安、市场监管、网信办等部门联合执法，实现从线上到线下的全链条治理，对外挂软件黑产、现场暴力抢购以及二手平台上高价倒卖行为进行全方位打击。 “品牌方还应落实实名限购机制，对普通款设置合理的限购数量，对特别热门款则采用预约抽签制，通过公平随机的方式分配购买资格。加强技术防控手段，通过大数据分析识别异常购买行为，如短时间内同一设备或IP地址下了多笔订单。优化供应链管理，适当增加热门款的产量和补货频次，并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体系，为每个未拆封盲盒赋予唯一编码，实现从生产到销售的全流程追踪。”甄景善说。